这个高大的非洲年轻人叫帕斯特，来自刚果(金)，这两天，他正为自己快要到期的签证和贸易城越来越多的警察感到头疼。看到身后的记者，他一脸警惕，“不能拍照，我警告你”，汉语流利得惊人。

　　说这句话时，帕斯特已经大步流星地穿过人群到达下一个摊位，挤过身边的，大多是像他一样肤色的非洲男女，每个人都拖着一只类似于火车站拖行李的手拖车，车上黑色塑胶袋已经鼓鼓囊囊，但谁也没有要离去的意思，夸张的香水味和体味在拥挤的空间里混杂发酵。

　　这里是广州越秀区广园西路的唐旗服装城，不远处就是矿泉派出所。两天前，因为百余非洲人集体冲击派出所事件，这里曾是人们的注意力中心。

　　“跳楼不是稀奇事”

　　事实上，正是7月15日下午百余名非洲人冲击矿泉派出所的事件令帕斯特开始感到担忧，“非洲人在广州首先应该学会与警察相处，他们太冲动了，这样只会让我们的日子更不好过。”

　　“帕斯特在为自己签证的事情担心，他和我男朋友是好朋友，两人先后来到中国，去年年初我男朋友的签证就到期了，生意好的时候还可以交罚款，但年底淡季实在支撑不住，只能回国。到现在，轮到帕斯特了。”林雪一脸伤感地说。

　　林雪希望男朋友赶快回到中国，但是在刚果(金)、在尼日利亚、在加蓬……每天凌晨不到，就会有黑压压的人群涌向中国使馆，人们排起长队等待好运降临，但另一方面，签证却一天比一天难拿。

　　其实，依靠非法途径进入广州的非洲人实在不算少数，这些人的生活也往往更加艰难——装箱、搬运、送外卖，或者一天到晚待在仓库里，只有晚上才敢出来，拿着微薄的收入，到大篷车那些便宜的酒吧买点乐子。当然，犯罪似乎也更容易一些，兑黑币、贩毒、抢劫、性骚扰……问题也就出在这里，一部分人犯了错误，当地居民便对整个非洲群体充满敌意，由此而来的是警方越来越严密的监管。

　　“下塘西有个小非洲，有一天看见他，我大吃一惊，两条腿包扎得像木乃伊。原来他和室友一大早听到警察敲门，就从7楼跳下来了……”当记者露出不肯相信的神情时，旁边的帕斯特说：“警察追就跳窗跳楼，我们跑得快，没什么稀奇。”

　　在帕斯特看来，令他不安的不是跳楼，而是这些事情传递出的信号——也许，广州不再欢迎他们。

　　“中国制造”的诱惑

　　在一个卖花饰的摊位前，帕斯特停下脚步，“这些小东西已经不赚钱了，家乡现在流行的是数码产品。”帕斯特更怀念的是从前的时光，那时非洲的消费时代刚刚开始，人们对于一切外来产品都报以狂热的尖叫，卖得最火的是一款闪闪发光的“凤凰牌”自行车以及与之配套的把手装饰鲜花。

　　他告诉《国际先驱导报》，他为自己所从事的工作感到自豪，“想像一下吧，在家乡集市上，我的兄弟姐妹们能买到粉红色的指甲油，白色的牙膏、价格公道的耐克球鞋。这一切都是因为我们在这里。”

　　而在以洪桥为中心半径约10公里的“巧克力城”，每天都有数不清的“骄傲的帕斯特”出没。中午时分，他们像是突然从地底冒出来一般，拎着超大黑色塑料袋，吃着油炸火腿肠，挑拣着来自广州周边上千家小工厂的牛仔裤、杂牌电视机、组装手机。辗转数日后，这些“尾货”会到达万里之外的非洲，在硕大的金合欢树下，人们像过节一样等待着交易时刻的到来。

　　据中国统计，2003年以后，在中非贸易热潮的带动下，赴广州的非洲人每年以30%至40%的速度递增。《广州日报》在去年年底报道称，广州常住的外国人数已达5万，其中可统计的非洲人就有2万多，但这个数据不包括数量不详的“隐居”非洲人。在非统计的版本中，这个数字已经高达20万之多，其中以尼日利亚人最多